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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及其在當下香港的批判與實踐(上)

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

在三十五度炎夏的中環,只有十秒橫過馬路的綠燈時間,四周密密麻麻全是西裝筆挺呼喘過路的行人——控訴中環節奏已經是十分老套的事,然而如今,這種逼迫感正像癌細胞般大肆蔓延,在沙田、大埔、上水、屯門、元朗發病。以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1935- )在《後現代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時空壓縮」(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觀之,一代人的青春快要窒息死亡。我們的香港強調快,彼端的石澳高爾夫球場卻強調慢,士紳父老在傭人簇擁中緩步遊走於數十萬呎青蔥綠地之中、徜徉於藍天碧海之間——在港境之南絲毫感受不到土地和空間問題,但從元朗到石澳,是遙不可及的距離。塑造我們困境的,是時間、空間、社會權力之間相互支配的關係。

法國左翼思想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1901-1991)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提出著名的空間理論,他提出沒有空間解放,便沒有革命成功。空間不足是表象,本質是支配空間的單向度權力需要解放。資本主義體系發展至今,已經由「空間中的生產轉變為空間的生產」,空間本身已經被商品化,導致交換價值超過使用價值,造成空間功能與人的生活、生產活動距離漸遠,乃至逐漸異化,「如果未曾生產一個合適的空間,那麼『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社會』等都是空話」。

控制論社會的形成
這種空間異化源於資本主義「中心性」的建立,並造成由中心至邊緣支配權力的層級化,以致在邊緣底層的空間使用者,並不是空間權力的支配者。當社會以「幸福」當作人類的理想目標,並將安全視為「幸福」的首要條件, 「控制論社會」(cybernetic society)便逐漸形成。列斐伏爾寫道:「控制論似乎是科學主義最現代的形式……它們是校準者,禁止這個、規定那個,它們在一種邏輯的方式中進行組織、每一種信號系統(如交通信號燈)都決定著一種處理機械,只有命令才能有運動。」

社會輿論在致力渲染和消滅不安全因素的風險之時,無形中亦在建構和鞏固「中心性」的權力架構。在今日香港,「控制論社會」的情形俯拾皆是:只要政府以「危及公眾安全」為由,即使在芸芸億萬棵樹中只有其中一棵因為風雨而倒塌誤中行人,「寧枉毋縱」式的斬樹也是理所當然;即使芸芸千萬間工廈中只有其中一間發生火災,所有工廈的多元用途(如開音樂會)也只能受到扼殺。當政府將對風險的認知能力從個人手中搶奪過來,個人便可以不帶腦袋「存在」於不同空間之中,以致在香港權力核心的中環海濱舉辦成人展即使只限定成人入場,展品卻要荒謬地遮蔽性徵,還要受盡道德輿論攻訐。形形色色的規限、牌照、契約,無一不在支配每一寸空間的使用。

【文: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