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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聖人觀世界:美國早期外交視野中的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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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也會現身美國人談論國際事務的各種場合。在早期美國的外交視野中,孔子宣導的中庸之道、相互體恤和對等交流等原則被視為國家之間應該遵循的交往準則。美國早期著名政治家查理斯·薩姆納(Charles Sumner, 1811~1874)表達了這一認識。1845年的美國獨立日,薩姆納在波士頓市政廳發表演講,抨擊國際交往崇尚武力的傾向。薩姆納認為,基督教不僅堅持仁愛至上,而且拒絕暴力。為增強基督教和平交往原則的說服力,薩姆納進一步指出,這就是所謂的黃金準則的內涵,孔子不但認同此說,而且將其納入國家治理應該遵循的九條準則之中。然而,令薩姆納憂慮的是,世界各國即使在和平時期,亦是枕戈待旦,絲毫沒有實踐基督教和孔教原則之意。但具體到中國的外交處境時,這些原則又因為中國的迂腐而成為其對外交往的桎梏。

以孔子批判法國革命

批判法國革命的激進主義讓美國的外交輿論首次集中引用孔子。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之時,美國人曾經歡欣鼓舞,視其為美國革命的延續。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法國革命日漸走向極端,踐踏自由權利、偏激的世俗化以及無政府主義造成的社會動盪,都令美國人深感震驚。孔子講究的中庸、平和,與法國革命的激進主義形成鮮明對比,襯托出法國革命的非理性色彩,這是美國文獻競相強調的一點。

首先,法國革命以自由、權利為口號,革命者卻在奪取政權之後肆意踐踏公民權利,讓大洋彼岸的美國人不寒而慄。各種文獻以孔子及其思想為參照,向美國民眾形象突出了法國在革命之後的這一現狀。1797年,數家報紙登載的短文尖銳指出,法國人似乎混淆了自由、共和主義和懷疑嫉妒,“在法國革命的歷史中…野心是如此頻繁地蟄伏於愛國主義的表像之下”。雄才偉略與仁愛之心無法兩全,權力欲望與禍國殃民卻如影隨形。作者不禁引用戈德史密斯的話哀歎道,“大自然似乎已經忘記,當初如何塑造了孔子或蘇格拉底的大腦”,因為她如今塑造的,盡是自私自利之徒,這些人“毫不考慮人類的利益和福祉”。在此背景之下,真正關心民眾權利的政治家遭到攻擊和排斥。米拉波(Mirabeau, 1749~1791)就是一例。1798年的一份美國出版物稱其“道德高尚”,“正是(法國)革命的孔子”。但米拉波卻備受陷害,法國“人民當中僅存的人性光輝”可能因此熄滅。米拉波擁護君主立憲,屬於法國革命中的溫和派。美國印刷稱讚米拉波的小冊子,表明美國人反對法國革命的極端主義和蔑視公民權利的行為。

其次,法國革命偏激的世俗主義令美國人深感不安。雖然美國社會贊成政教分離,但並非反對宗教信仰,而是希望擁有更加自由的信仰空間。法國革命試圖破除神學,迫使人們僅從自然界尋求真理,美國人對此難以認同。1790年8月18日,美國報紙轉載英國文章聲稱,法國革命哲學家的“致命”錯誤,是蠱惑人們拋棄看似眼花繚亂而又神秘莫測的神學,轉而“透視自然,尋找自然之神”。作者將此舉比作中國皇帝因為獨尊孔子,而搜繳和燒毀其他信仰著作的舉動,表現出“無恥行徑的所有特徵”。1795年8月3日,《聯邦消息及巴爾的摩每日商報》刊登文章,稱宗教為“所有長久政府的基礎”。作者表示,儘管從長遠來看,美國和中國等可以沒有國教,但不論孔子,還是美國各州的開創者,都未敢忽略宗教情感的社會價值。法國人“輕率褻瀆宗教”,結果可想而知:“自由之名被暴虐、最殘酷的(政治)目的所玷污”,法國人的英勇氣魄為“野蠻的暴行和貪婪的掠奪”所取代。

帕斯多雷(Pastoret, 1755~1840)是法國民法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在法國革命之後的遭遇映射出專制政府的極端世俗化傾向。據稱,在法國革命之前,美國人就已經熟知帕斯多雷的宗教研究著作,其中包括針對孔子等人的比較研究。他還出版專著,研究摩西。這些論著散發出“研究與自由精神”。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有著濃厚宗教情結的人,卻不願充當革命之後成立的國民議會的代表,因“厭惡其程式”而辭職。美國報紙相信,“自由之友”永遠不會忘記帕斯多雷。早期美國將帕斯多雷從宗教角度對自由的探索與孔子聯繫起來,意味著認可孔子思想在宗教層面的寬容情懷,突出帕斯多雷不願與法國革命者沆瀣一氣,則意在顯示法國革命對於自由的破壞。

其三,法國革命讓本已劍拔弩張的英法關係雪上加霜,美國人在看待兩國敵對情緒時,也有引用孔子、反對法國無神論和極端主義的情形。法國革命廢除君主制、破除神學的舉動引發英國嚴重不安,後者懼怕自己的政治與宗教制度遭受動盪之虞,甚至因此拒絕與法國革命政府進行談判。關於此事,美國的報導是,雖然很多英國官員以法國已經皈依無神論為由,力主政府關閉談判大門,但還是有人希望與法國談判。主張談判的英國人質問政府:孔子門徒是“宇宙中唯一固定的自然神論群體”,為何英國願意向他們派遣使團,而對法國卻不願如此?從透露出來的資訊來看,英國政府顯然沒有採信反對意見。這些資訊給美國人留下的印象是,英國政府相信,即使是孔子學說,都優於法國的無神論。在此問題上,美國人站在了英國人一邊,正如1793年5月多家美國報紙在轉發這一新聞時所說,“閱讀英國人關於對法戰爭或和平的爭論,我們可以看出,橫亙在談判道路上的一大障礙,就是法蘭西民族所謂的無神論”。

1791年6月,英國下議院激烈辯論魁北克法案,這讓美國人再次見識了英國戒備法國的心理,加深了對於法國激進主義的疑慮。魁北克本是法國殖民地,後割讓英國,成為加拿大殖民地的組成部分。但魁北克地區的居民仍以法裔為主,英國在制定政策時也必須考慮這一特殊性,其魁北克政策因此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英國的對法態度。根據美國報紙的報導,議員的辯論焦點是,英國是否應該在魁北克照搬法國政治模式。法國大革命的極端主義及其導致的社會混亂,讓辯論呈現出一邊倒的情形。很多議員表示,因為革命,法國的“潘朵拉之盒已經打開,曾經攻擊人類的禍害被全部釋放出來”,法國模式不宜模仿。僅有一名議員極力反對此說,宣稱敵視法國的議員是在利用特權,“用最粗俗的言辭,詆毀任何他認為值得詆毀的法律體系”,法國憲法和孔子學說都可能因此成為攻擊對象。然而,其他議員卻反對這種比喻,聲稱以激進和混亂為特徵的“法國病”(French Malady)遠比其他政體遜色,如同在施行外科手術之前就必須重視的毒瘤。向報紙提供這一消息的美國人提醒讀者,英國議會的辯論“清楚展現了該國在革命原則上的立場”。這名美國人顯然認同英國議員區別對待孔子學說與法國革命政體的做法,也再次向美國社會展現了法國革命乏善可陳的一面。

美國的自主外交,源自獨立戰爭期間聯法抗英的權宜之計。戰爭一旦結束,“血濃於水”的美英之間重修舊好,法國則因為美國拖欠戰時債務而對美國心生怨恨。法國大革命的激進主義和由此引發的社會動盪讓美國疏而遠之,美法同盟蕩然無存。早期美國文獻對待法國的態度既反映了這種恩怨變遷,也強化了美國社會警惕法國的情緒。孔子因其深受人類社會尊崇的地位,在早期美國的外交認知中,代表著理性的社會發展準則,是顯現法國革命可懼與可憎特點的話語符號。

而在其他涉及外交的場合,美國人同樣大力譴責違背這些準則的行為。比如,1846年的美國一位論教派(Unitarianism)會議上,名叫喬治·S·希拉德(Geo. S. Hillard)的演講者目睹國家之間的交往現狀,憂心忡忡。他指責說,國家間交往被自私欲望所主導,不僅低於“基督教的義務標準”,即便對照孔子和柏拉圖等“講求美德的異教徒”所制定的原則,同樣不合要求。希拉德特別提到美國當時與英國和墨西哥都存在的領土爭端,批評很多國會議員在辯論時表現出咄咄逼人、貪欲過剩的特性,違背前述對外交往準則。約翰·昆西·亞當斯在卸任總統多年之後的1839年5月21日,也在致美國公民的公開信中,持有大致相同的觀點。亞當斯以英國對待美國的態度為例,說明總有國家樂於居高臨下、盛氣淩人。他認為,英國政府以及絕大多數英國人不願正視美國獨立的現實,而是把華盛頓和佛蘭克林等革命者視作“叛亂分子和背信棄義者”。但亞當斯相信,此舉阻擋不了美國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因為“不論在君士坦丁堡和北京、倫敦和巴黎,還是在查爾斯頓和費城……也不論是在亞伯拉罕和所羅門時期,還是瑣羅亞斯德和孔子時代”,奠定美國國家身份的《獨立宣言》始終是無法否認的真理。孔子當然無法知曉身後兩千多年的美國《獨立宣言》,亞當斯仍然引用,意在證明《獨立宣言》包含了世界普遍認可的價值觀,也下意識地稱讚了孔子思想與美國觀念的契合。

透過孔子看中國

在評論中國的外交表現時,美國文獻更會引用孔子。但此時的孔子在指示中外交往應該應用的理念之外,還喻指僵化遵從孔子中庸、平和原則,從而遭受列強——尤其是英國——蹂躪的中國,是一對矛盾的混合體。一方面,孔子的思想和智慧本來可以避免中西矛盾升級,或者讓中國免於失敗,但不論是中國還是代表西方的英國,其所作所為都與孔子的要求相去甚遠。1839年,林則徐禁煙成功,《紐約福音傳道者》雜誌稱,銷往中國的鴉片貿易終於結束,“我們由衷地感到滿意”,林則徐的措施“迅速而有力”,是世界任何國家“為保護民眾健康和道德而採取的最偉大的策略之一”。但贊許之余,文章不無痛惜地指出,中國禁煙之所以耗時如此漫長,根本原因在於英國人和其他商人的貪婪,也在於“中國人的腐敗”。後者頻頻背離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古訓,與英國人沆瀣一氣,毒害中國百姓。後來,中國在鴉片戰爭中一敗塗地,有美國文獻以幽默的口吻宣稱,這是由於中國的指揮者缺乏孔子的智慧。例如,1846年,廣州城防再次遭到英國軍隊的狂轟濫炸,中國守衛者焦頭爛額,無計可施。無奈之下,他們派出信使,向英軍建議,雙方子彈和炮彈只填火藥,不裝彈頭,既可節約彈藥,又能避免生靈塗炭,中國皇上也會龍顏大悅。針對這一不可思議而又顯得怪誕的提議,美國媒體揶揄道,看來唯有“孔子的所有智慧”才能拯救身陷逆境的守城者。

英國人走私鴉片的行為同樣引起了美國人的不滿。1840年11月,《浸禮會傳教雜誌》刊文,嚴厲抨擊英國商人的鴉片貿易,認為他們既違背了基督教的基本原則,也在孔子道德的水準之下。文章指出,如果一個人因為無知而在無意間給他人造成了傷害,別人會感到遺憾;但如果為了貪圖利益而故意毒害他人的健康和道德,他遲早會讓別人感到噁心,產生憎恨。英國就屬於後一種情況:她信奉基督教,本應充滿正義和宗教情懷,卻為了增加一丁點財政收入,居然鼓勵種植毒品,並偷偷把毒品運入一個遼闊帝國的內陸,損害三億人的身心健康。雜誌責問英國人,“在孔子門徒的眼裡,這種行為如何能提升基督教和歐洲政策的地位!”這實際上是在向世人宣示,英國走私鴉片的行徑既違背了孔子對於國家交往之道的要求,也玷污了基督教和歐洲國家的名聲。

另一方面,美國人目睹中國的不堪一擊,內心充滿著怒其不爭的情結,把中國的失敗歸咎於僵化遵循孔子的中庸、平和原則。通過鴉片戰爭,英國從中國竊取了大量好處。美國人雖然頗有微詞,但鄙視中國的程度明顯超過對於英國的不滿。1843年2月4日,《紐約技工》雜誌刊登“可憐的中國”一文,大力貶低中國人在戰爭期間和戰爭之後的表現。文章輕蔑地寫道,在攻城掠地,獲取金錢,“殺死一批像女人一樣的男人以及一些真正的男人”之後,英國人“正在舉行強盜的狂歡”。中國人同意割地賠款,而如果他們信守承諾,就是“懦夫”,如果言而無信,則成了“無賴加懦夫”。在作者看來,“可憐的中國”猶如“臃腫、羸弱、纏綿病榻的老婦人”,“孔子的貴格教”(Confucius’s Quaker religion)與中國人逆來順受的性格、如同洗衣盆的帆船以及一無是處的武器和防禦堡壘,完全無法阻擋外敵入侵。正因為如此,“英國的罪惡行為可能會激起我們的憤怒,但我們對於中國人,不是憐憫,而是鄙視。如果他們表現出男人的氣概,我們會敬重他們,為他們感到悲傷”。文章最後說,“至於那些懦夫和白癡,就讓他們自生自滅。如果他們沒有游泳的勇氣,就讓他們沉下去吧。”

同月18日,《喬納森兄弟》雜誌出言相似,宣佈“(英國)對華戰爭結束了——孔子應該受到表揚”,身為英軍指揮官的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 1789~1856)因為侵略有功,為倫敦獲得了源源不斷的茶葉供應,應該擢升為“熙春茶勳爵”(Lord Hyson)。作者諷刺說,既如此,英國應該把倫敦的飲用水源地新河水庫改造為“巨大的都市茶壺”,在水庫下面建造鍋爐,四通八達的管網將把茶水輸送到城市的任何角落,火車和郵局則負責把茶水送到英國的其他大小城市。文章還說,“據傳”,英國國王有意邀請歐洲各國的君主,前來參加一次巨大的茶會,但美國總統不在受邀之列,“因為他‘太庸俗’”。

如果英國在中國稍微文明一點,不那麼咄咄逼人,美國文獻就會對英國人的行為表現出明顯的認同感,說明美國人不論如何同情中國,根本上還是希望西方能夠打開中國的國門,迫使中國按照西方的規則行事。以下事例可資為證。1842年12月,廣州謠傳,英國商人將在被稱作“河南”的珠江南岸地區獲得新的土地,引發部分當地居民激烈反應,英商財物部分受損。美國《阿爾比恩》雜誌報導,在類似於紐約坦慕尼協會會堂(Tammany Hall)的廣州明論堂,民眾聚集,群情激昂,紛紛譴責英國人的做法。然而,雜誌發現,有“廣州博學者”發表公開聲明,讓市民冷靜。聲明說,孔子教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論語·衛靈公》),但英國人的舉動尚不足以構成近憂,鼓噪者也沒有深入瞭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博學者”表示,英國人的真實目的,僅在於與中國人比鄰而居,和諧相處,而不是使用暴力,所以,愛國者應該實踐孔子的另一語錄“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同前),不輕易詆毀或稱讚他人。雜誌儘管聲稱,將在獲取更多資訊後,再對事件作出評判,但其偏向已經在字裡行間表露無遺了。它聲稱,“博學者”的聲明是“一份真正溫和而又切合實際的文件…它明確無誤地證明,英國軍隊在中國的行動是富有人情味的”。

有少數評論不但直接為英國的勝利而喝彩,而且認為孔子及其思想也應該被“先進的”西方文明所取代。1840年12月,《紐約明鏡》雜誌發表文章,談論蒸汽機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巨大變革。作者認為,蒸汽機的廣泛使用在縮短全世界時空距離的同時,還將“連接思想,把所有個人的思想融合為一”。在此背景之下,新的思想將迅速降臨“愚昧無知的亞洲”,“在不可阻擋的蒸汽力量面前,亞洲的古老傳統支撐不了多久!”文章難掩興奮地宣稱,英國艦隊已經啟程,前往黃海,教訓欽差大臣林則徐。如果中國陳舊古老的城牆在英國炮火之下轟然倒塌,天子把領地讓給西方的理性思想,“約翰牛在北京的大街上推搡孔子的後代”,那“並非出乎預料,而是極為有趣之事”。1846年9月5日,就連遠離美國本土的火奴魯魯《波利尼西亞人》報也對英國在華取得的勝利感到歡欣鼓舞。該報表示,英國、法國和美國的主要政治原則正在迅速擴散到全球,比如英國的勝利,就給中國帶去了更加先進的文明和“讓孔子思想黯然失色的道德體系”。報紙所擔心的,乃美英今後如何調和在亞太地區的利益矛盾,避免直接衝突。

英國通過戰爭獲取諸多特權之後,美國政府開始著手建立對華官方關係。但由於美中之間還沒爆發激烈衝突,文獻在把孔子與美國對華官方行為聯繫在一起時,沒有著重體現要讓孔子徹底臣服的強硬心態,而是僅僅把他視為美國及其使華官員需要悉心瞭解的中國象徵。1843年初,美國國會決定批准向中國派遣使節,並撥款40,000美元。《緬因耕耘者》報提前獲知並報導了這一消息,認為此事“極其重要”。該報預測,通過建立官方關係,中國這一“未知地區”(terra incognita)將為美國人所熟悉,就如同大西洋對岸普通的歐洲國家一樣。報導相信,描述中國道德與風俗的書籍將應運而生,以中國為主題的小說也將出現,甚至三卷本的《現代孔子與中國現狀》(The Modern Confucius, or China as It Is)都有可能在幾年之內由美國極富盛名的哈珀斯(Harpers)出版社推出,為各大圖書館所收藏,方便美國社會瞭解中國。

到了美國真正開始向中國派遣使節,文獻同樣注意到孔子對於美中關係的重要意義。在國會批准遣使決議之後,美國總統委派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顧聖為前往中國的特命全權大使。據稱,顧聖知道,中國人“拘禮而又謹慎”(punctilious),在取名方面尤其如此。所以,為了避免因小失大,他在確定自己的中文名字時,選擇了“顧”和“聖”兩字,因為根據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撰的《華英字典》,“顧”表示“看、尊重”,而“聖”則通常與孔子和其他聖人聯繫在一起。選定“顧聖”為其名,意在表明特使尊重中國的孔子等聖人,希望以姓名為突破口,順利開展談判。顧聖之名是否真的推動了中美關係的進展,似乎沒有資料能夠佐證。但顧聖來華之後,雖然公務繁忙,依然抽出時間,學習中國皇室使用的韃靼語,並且精選包括孔子著作在內的大量韃靼語書籍帶回美國,則是有據可查的。1845年3月,美國參議院正式批准義華業(Alexander H. Everett, 1792~1847)為顧聖使華之後首任駐大清國專員,但因專員無法接觸中國皇室,故美國政府未明確界定義華業的具體職責。《波士頓信使報》建議,義華業應該利用充裕的業餘時間,編輯孔子著作,添加具有同等哲學深度的批註,以此加深對於中國的認識,方便日後的工作。

由此可見,早期美國總體上還是肯定了孔子宣導的國家交往之道,也把孔子視作瞭解中國的視窗。但論及中國在與英國對峙時一觸即潰的表現,美國人又慣於從孔子身上尋找原因,認為中國僵化堅持孔子的中庸平和之道,是中國缺乏戰鬥力的思想根源。這說明,美國文獻在對待孔子的外交寓意時,表現出長期存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讚賞孔子提出的思想原則,一方面又因為蔑視中國的羸弱,而貶低孔子思想在中國的影響。

出現在美國整個政治文獻中的孔子,其遭遇展示了同樣的兩面性。當人們談論政治人物的素養和內政外交的基本原則時,孔子的正面形象便出現了。孔子重視的政治家個人修養、德政仁治和外交準則等被頻繁引用,成為美國社會評判政府、政策和政治人物的重要參照之一。但在與現實的中國相互聯繫時,孔子的形象就會明顯下降:他或者因為自己的異族身份,襯托出美國某些政策和人物崇尚空談、不務正業的弊病,或者因為中國的對外困境,被視為中國落後的根源。偉大思想的世界普適性和國籍給予思想家的角色限制,在美國早期的政治話語中表現的非常清楚,並將在其他語境下發展出新的載體,見證著美國孔子認知二元線索的不斷延伸。(本文選摘自《來自異國的聖人:孔子在早期美國》,張濤著,商務印書館2019年11月出版。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擬。)

【文:張濤】

轉載:《商報》
連結:http://www.hkcd.com/content/2020-02/21/content_1179554.html
文章日期:2020年2月21日
轉載日期:2020年3月10日